此时，全国民众心里都憋着一口气！

伪蒙古军悍然入侵绥远，明面上找了各种借口，但是背地里却是有日本人的支持。

百灵庙大捷之后，从俘虏的日军以及缴获的文件里面，国军方面掌握了铁证。

在此情况下，老百姓抗日的情绪非常的高涨，各地游行请愿的事情络绎不绝！

而这一次国民政府也没有让民众失望，不但支持晋绥军抗日抗伪军，而且中央军也确实有切实的行动，大批的国军精锐北上，准备开赴抗日战场。

尽管还没等他们抵达塞北战场，战斗就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最起码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央军的诚意。

所以当百灵庙大捷以及锡林郭勒大捷传来的时候，民众的热情瞬间达到了巅峰！

这两次大捷前后脚出来，同时在东西两线重创敌军，沉重打击了日、伪军的嚣张气焰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。

自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、长城抗战，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。

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、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。

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，一吓唬就跑，当时田中隆吉的原话是：“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，以王英部打前锋，利用汉人打汉人……蒙古军督后，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...”

但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，近万名伪军和上百名日本顾问被歼灭，“大汉义军”彻底覆灭。

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(海)、绥(远)、宁(夏)地区的日本侨民，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。从此，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。

其次，这一仗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。

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，四万万人闻之，神为之旺，气为之壮， 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，如救国会、后援会、义勇军、宣传队、救护队、慰劳队、募捐队等，努力扩大救亡阵线，加强抗日力量……

西安、上海、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、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“捐万件皮衣”、“以一日所得援绥”等运动，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。

上海日商纱厂的4.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。有人认为“这是‘五卅’以来，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”。日本当局也承认，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。

当然了这次事件还引发了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，那就是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，诱发了“西安事变”。

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，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.仁、白崇*也发表通电，要求把前往西安“剿共”的中央军开往绥远，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。

李、白两人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，指出：“如政府加以迫害，遂使全国志士寒心！”

应傅宜生之请，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，商讨援绥事项。

甚至于，阎锡山遵其父遗嘱，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，此次大战虽然是晋绥军扛大头，但是全国民众却是其坚实的后盾，说是全民协作也不为过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，东北军、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“我们要援绥抗日，收复失地”的口号。

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少帅痛哭：“即使中央不同意，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”。

傅宜生和马铮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，而张少帅却戴着“不抵抗将军”的帽子，这也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。

于是乎，在11月27日，张少帅代表近二十万东北军向南京政府递交了《援绥请缨抗敌书》，但是却遭到了拒绝，这也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埋下了隐患。

.........

话说日军这边，得知伪军在百灵庙惨败，甚至于连老巢锡林浩特也被铁血团给端了，关东军司令部大怒！

南次郎大将亲自以自己的名义给前线的日伪军发去了斥责电报，将包括田中隆吉以及李守信在内的所有日伪军官都骂了个狗血喷头！

但是事已至此，他也知道无力回天，只能命令部队立即返回察北。

为了安抚德王所部，南次郎大将当即命令热河前线的日伪军立即停止演习，然后全力向西进攻，兵锋直指多伦！

此时驻守多伦的是，甚至于所部的1个团，在得知日军两万多主力部队西进之后，知道根本抵挡不住，竟然主动放弃了多伦，撤往沽源。

当马铮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无奈之下，马铮只得命令部队撤离锡林浩特等地，全力回援沽源。

而日军在占领多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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