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说过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这可能是中国读书人最高的精神境界了。

尽管蒋并非正统的读书人，他的出身也不是很光鲜，但是作为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，他也知道这个国家的结症所在。

在其位谋其政，蒋很清楚自己治下的这个国家是何等的破烂和羸弱！

内部是军阀割据，反对势力愈演愈烈，外部则是群狼环伺，都想从这个大而弱的巨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，然后和血吞下。

所以，尽管位居庙堂，但是蒋一直不敢放松，因为稍有不慎背后就是万丈悬崖！

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满腹心事，更没有像今天这样惆怅而又愤懑，尽管眼下他的步态还似以往那般沉稳，但却显得有些缓慢。

抬头望望四周，欣赏着雾中群山的温柔、美丽，但是依旧难掩眼里的迷茫！

今天这事儿让他触动很大，虽然眼下还没有确定那个土匪出身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日本人真的是在半途截杀他了。

在中国的土地上，日本人竟然又是出动步兵又是出动飞机，这是对国府主权的再一次践踏！

尽管这种事情从晚清开始就一直存在了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！

这不由的让想起了三年前的九一八事变，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的心里不比任何一个国人更加的愤怒，相比于偏安一隅的张汉卿，他蒋某人才是这个国家的门面！

日本人悍然出兵东北，这不仅仅是打张汉卿的脸，更是在打他蒋某人的脸。

要知道仅仅三年前，张汉卿才刚刚宣布东北易帜，给足了他蒋某人的面子，

日本人悍然出兵东北，并对东北军展开攻击，这等于在向党国开战，但即便是如此，他蒋某人还是退缩了，因为他很清楚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，开战绝无获胜之可能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内心一直坚持认为，攘外必先安内！

因此早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1个月，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，他曾电令张汉卿：“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，我应不予抵抗，力避冲突。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希望饬遵照执行。”

他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“剿共”大业，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、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，所以他希望通过合适的退让，进而满足日本人的一些条件。

但是日本人却没有意会他的想法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举国震惊，全球瞩目。日军以及日本政府得寸进尺，在国人愤懑的哀嚎中一步步将东三省甚至于连热河都占了。

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将目光转向国际社会，希望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。

起初，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，那样充满幻想。

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——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。

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，甚至于因此张汉卿还背上了“不抵抗将军”的骂名，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，无所适从。

其实他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作用也心存疑虑，毕竟国联只是一个受英、美等国操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，对于日本人是不是有约束，又有多大的约束，他本人确实没有多少信心。

但经验告诉他，无论英、美等国，还是日本，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。

他们利用他，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；他利用他们，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。

如今中国北方，尤其是东北，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。

日本人染指北方，与他们关系不大，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，为一个蒋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？

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，骄横已极，野心毕露，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，从中国撤兵？

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，他不会让占据地整个身心的“剿共”大业半途而废。虽然对国联存疑虑，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。

果然，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他的担忧！

日本人已被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，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。而国联也正如他所预感的那样，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。

1931年9月22日，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，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中国“东北事变”。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，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，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，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。

1931年秋冬，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。

再后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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