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我去了，家里穷困潦倒，除了破床破桌子破电视什么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连冰箱、空调这样的电器都没有。家里有个儿子，10岁时得了脑膜炎，没有及时医治，现在处于时而智障、时而狂躁的状态。”

师父看着主办侦查员说：“汪会是不是说案发那天他孩子一直在家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侦查员说，“不过他倒是一直强调他的儿子从来不出门，都是憋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。不过，这些情况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是尸体告诉我的。”师父笑着说了一句阴森恐怖的话，“现在我来分析给你们听。”

师父喝了一口水，慢慢地说道：“先说主要的，我们要从尸体身上奇怪的刀伤说起。第一，两名死者的头面部和颈部都被砍了几十刀。这样的情况见于两类案件，一是深仇大恨、泄愤毁容，二是精神病杀人。第二，女死者的衣服被解开，乳房和肚脐周围有多处起子形成的刺创，但是经尸检确认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害，这样的情况也见于两种案件，一是性变态杀人，二是精神病杀人。第三，现场发现了机被剪断的线头，又确定本案是盗窃案件，什么人盗窃就是为了偷和手机而不翻动现场、不拿女死者的金手链？只有一种解释，凶手没见过机，连拔线头都不知道，要用刀割断线头，而且凶手没见过手机或者认为手机很值钱。这样的人，只能是智障或者精神病。结合三方面问题，只有精神病患者才能做出这样的现场。”

我赞许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间歇性精神障碍，这样的话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整个作案现场有时让人感觉凶手有反侦查意识，有时又像没有反侦查意识，甚至作案时带个梯子这样不能让人理解的行为都可以做得出来。这是因为他的行为没有清晰的思维去维系，时而清晰时而糊涂，所以整个案发现场都让人费解。”

师父接着说：“我之所以分析这个人家里很贫穷，是因为即便凶手有精神障碍，如若生活条件一般也都应该能认识什么是机，这个时代，连机都不知道是什么的，他的家里可想而知有多穷。”

我又插话道：“是啊，分析身材矮小是因为现场二楼的窗户狭小，能钻进去的人，自然身材矮小。”

胡科长在一旁补充道：“嗯，听你这样一说，所有的疑点几乎都可以解释了。之前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男性死者没有经过任何挣扎就被打死在床上，甚至连抵抗的动作都没有，这非常奇怪。因为盗窃杀人，通常都是进屋翻动东西惊醒受害人后，不得已而杀人。而本案中，凶手几乎是进了卧室就杀人，这非常不好理解。”

师父接话道：“很简单，我觉得这个凶手应该了解柏长青一家的习惯。受害者通常是周五回家，周一才回来，而恰巧案发当天是25号，周五。很有可能是凶手以为柏长青回了城，于是晚上来盗窃。哪知周方脚踝受伤，恰巧这天晚上他们没有回城。凶手进入卧室后，对于卧室内有人大为惊讶，但是因为受害人此时并没有醒来，如若是正常人可能会逃离或者继续悄悄盗窃。但如果凶手是精神障碍患者，这种程度的受惊，会严重刺激他的精神状况，很有可能就诱发了狂躁症。所以，这样的思维其实都是不正常的。”

大家都在似信非信地点头。

师父接着说：“进一步考虑，凶手是精神障碍，杀人后引发了他的狂躁症，虽然可能在作案后用挂锁锁闭现场大门，但不太可能想到焚烧血衣、销毁证据。那么，如果他们村口的焚烧灰烬确定是血衣的话，很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帮忙销毁证据，既然证据都销毁了，他自然会极力隐瞒他儿子是有作案时间的。”

就在这时，检验室的技术人员走进会议室，低声和张局长耳语了几句。

张局长说：“灰烬里发现的衣服碎片，检出死者血迹。”

“那就抓人吧。”师父和张局长说道。

张局长显得有些迷糊，说：“我们还没有直接指向他的证据，嫌疑人又是精神障碍，贸然抓人，可靠吗？”

“相信我，尸体不会说谎。”师父说，“尸体上奇怪的刀伤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”

张局长想了想，一声令下，3辆警车驶出了公安局大门。

师父、胡科长和我在专案组会议室里静静地等待着回音。

1个小时以后，张局长的手机突然响起，电话的声音很响：“张局长，是他干的，他家的床底下发现了割断电线的机和两部手机！另外还有一把钥匙，怀疑是死者家大门挂锁的钥匙。”

“好吧，把嫌疑人和汪会一起抓回来。”张局长说，“这个汪会涉嫌包庇。”

夜还未深，专案组就得到了好消息。汪会在证据面前很快低下了头。原来26日早晨，汪会发现自己家的梯子横着放在院子里，顿时有了不祥之兆。待他跑到儿子的房间时，发现儿子满身是血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。汪会也不知道儿子干了什么事，只觉得不好，于是把儿子身上的血衣和床单、被褥悄悄地拿到村口焚烧。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儿子盗窃来的机、手机和钥匙放在床下，留下了致命的证据。

对汪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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