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无论是中国还是夷邦，在天朝皇帝面前一概扑翻在地，三跪九叩首，因此两千年来，本无所谓膝盖的问题。到了和西洋开始交往之后，问题出现了。我们以最典型的四个国家来看：葡萄牙、荷兰、俄罗斯、英国。

第一个来敲中国大门的，是海上霸主葡萄牙人，时为明朝正德年间。

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，葡萄牙使节皮雷斯和安特拉德抵达广东屯门。广东按察司佥事兼署海道事顾应祥《静虚斋惜阴录》记录其事说：“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，放铳三个，城中尽惊。”这个“蓦”字实在传神，不过我们按下不表。“放铳三个”乃是礼炮敬礼，由此也引出一些趣事，我们也暂且不表。只说交往礼仪。

三堂总镇太监和总兵都过来了，葡使远迎，“俱不跪拜”。总督御史来到后，把葡国使团的华人翻译打了二十棍，然后将“不知天朝礼仪”的葡国使节拉到光孝寺去学礼仪，“第一日始跪左腿，第二日跪右腿，三日方叩头，始引见。”这是膝盖问题的第一次出现。

争坳还没完。皮雷斯在一年后靠贿买官员才得到进京机会，不过几番周折都见不上皇帝一面。最后荒淫无道的正德皇帝死掉了，嘉靖皇帝即位，皮雷斯被驱逐出京，关死在广东狱中。

葡使来华，本想建立贸易关系，国王和使臣均有致大明朝廷的信函。只是华人翻译擅自添加愿为藩属之类的话，惹出大祸。当然，他无论添不添油，加不加醋，明朝都不会做平等交往之想的。由此终明之世，葡萄牙没有再派使团来华。

新的西洋霸主荷兰运气好一些，不过那是在清朝。明朝万历年间，荷兰人来过一次要求通商，但是除了让中国人知道世上有红毛夷之外，一无所获，只好变身海盗，占了台湾。到了清朝顺治十年（1653），荷兰驻雅加达（巴达维亚）总督派使臣“至广东请贡，兼请贸易”，但是不懂朝贡规矩，没有带表文和贡物而被赶走。两年之后学乖了，再来一次，使臣是彼得·哥页（译为“杯突高啮”）和雅可布·凯泽（译为“惹诺皆色”），见到了皇帝，扑通数下，行了三跪九叩礼。顺治皇帝龙颜大喜，认为“惟尔荷兰国……僻在西陲，海洋险远。历代以来，声教不及”，但是大清“朝廷德化所致”，居然万里迢迢跑来进贡，因此格外开恩，准许八年朝贡一次，但是海上贸易仍然不准。世界头号海上强国荷兰，跪拜了一通，还是商路不通，却变成了清朝的朝贡国，不知其君臣是喜是悲。

到了下一个朝贡期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荷兰一边遣使朝贡，一边派兵到福建准备帮清朝剿灭海逆（郑成功），这个聪明举动果然深膺朕心，遂恩准每两年贸易一次。

荷兰趁热打铁，三年后又来，准备扩大贸易权。不料使臣还没到京，天威难测的康熙皇帝把两年贸易一次的金口许诺都取消了。到了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荷兰再来，上了一个谦卑至极的表文，有“外邦之丸泥尺土，乃是中国飞尘”等字句，康熙又高兴了，将八年一贡改为五年。可是，此时海禁已经取消，荷兰人不再尿这一壶，此后一百多年压根就不朝贡一次。

在所有西方使团中，荷兰使团是最温驯的。他们跟着中国叫法把礼物称为贡物，每次来都三跪九叩，比如使臣裴拉理一天内就很顺溜地三跪九叩了两次。但是即使如此心甘情愿自贬身份，以藩属事中国，也没有赚到什么特权。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八年一贡，每次随带商船四艘的待遇。

可见，屈己并不能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。接下来的俄罗斯就比较硬一点了。

与荷兰人相似的，是俄国人也愿意屈尊容忍，于是换到了一些特权。例如，在英美使节想见两广总督一面都不行的情况下，俄国人却能在北京设了使馆；康熙驱逐天主教的时候，官方却帮助俄国人在北京建了东正教堂。

与荷兰人不同的，是俄国人的膝盖变得硬了起来。顺治十一年，沙皇训令特使巴伊科夫：不得向清朝皇帝宫殿和任何一道门槛鞠躬，不得吻皇帝的脚，但手就可以亲一下。巴伊科夫走了两年到了北京。中途他先派人见了顺治，这个前锋膝盖比较软，对着顺治又跪又磕头，轮到正使巴伊科夫就不玩这一套，于是被逐出国境。两年后又来了一个使团，还是不跪，还是被赶出去。

到了康熙十五年，中俄的膝盖问题大爆发。俄国使臣尼古拉（译为“尼果赖”）在北京和清朝大员吵了三个月。后来勉强服软，行了不伦不类的三跪九叩礼。

这次争端给天朝上国留下深刻印象，于是规定遵行中国礼仪必须是俄国商人来华的前提条件。康熙三十二年，义杰斯觐见皇帝，就跪跪拜拜不亦乐乎，而康熙还以国书不合奏表体例准备打回头。后来，大臣议定，凡“俄罗斯奏文，先令黑龙江将军开看，若有不合式处，即自边地驳回。验明合式，方准入奏。到京之日，令来使于午门前，跪奉置黄案上，行三跪九叩礼”。

中俄的膝盖大战还算是天朝大胜，接下来，就轮到了英国使节马戛尔尼。

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使华。初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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